不能死抱着以不变应万变这一过时的策略，任何一代企业管理人都要不断根据新情况，做出新判断，提出新理念，否则终将被市场抛弃。

处理债务问题的终极手段是经济增长，也就是企业利润的改善，和居民报酬的增加。所以，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选择的问题。

平均来看，1年会加息3次。同时，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的创新并没有停止，新组织和新业态不断迭代，新制度的供给也在不断探索。当然，这次危机也有其特殊之处。但是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证明，中国一定有做得正确的地方。对消费者而言，低利率通过推升资产价格，形成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支出。

在美国非农数据好于预期，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超预期的背景下，2月5号美股重演了黑色星期一，三大股指单日大跌4%左右，其中道琼斯指数创下2011年年中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再加之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穿透近10年来的下跌走廊，历史经验看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危机。竞争性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资金供过于求。两个重要的早期贡献是拉宾（1993）的公平均衡理论模型和费尔等人的实验室实验，后者为阿克洛夫（1982）的公平工资努力假说提供了支持。

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政策，如怎样提高退休储蓄率，以及更多自由主义家长制政策，主张使用微小的强制性政策助推人们去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等等。马德里安和谢伊（2001）的研究激发了学术界对默认选项设计的兴趣。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证明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如何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近期，切蒂等人（2014）使用丹麦的数据论证，含有自动参加机制的储蓄计划不会挤出其他储蓄，也不会增加负债。

塞勒建议新的默认选项设定成以特定的储蓄率和投资方式参加该计划，也就是说自动参加。塞勒和贝纳茨在三家不同的公司实施了三次SMarT计划，但计划推行的方式不同。

偏离了这个参考水平就被认为不公平。上文提到的在暴风雪过后提高雪铲的价格就是后者的例子。第一个问题是： 一家五金店卖的雪铲一直是15美元。拉宾等人（1999）创造了选择归集，用于描述选择的分离程度（窄归集）或心理账户的加总程度。

巴博里、黄明和塞勒认为窄归集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当多家庭不愿意参与股票市场，这也被称为股市参与不足之谜。为了验证假定的感知公平在消费者市场中的作用，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b）通过电话调查收集了数据，调查范围是多伦多和温哥华大都市区，随机挑选受访者。塞勒和谢夫林（1981）认为自控问题也是委托代理问题，计划者（委托人）试图限制和激励实施者（代理人）最大化生命周期的效用。在计划者—实施者模型中，一个人拥有两个自我：一个短视的实施者和一个前瞻的计划者。

然而，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比在不同商品之间差异巨大，这一比率在公共品和非市场商品中最高，而在货币价值众所周知的商品中最低。这种现象的一个特别例子是双曲贴现（Ainslie，1992）。

最后我们考察政策制定，包括塞勒和桑斯坦倡导的自由主义家长制政策。结果却是有76%的学生选择平分这笔钱，因为他们偏好公平和平等。

切蒂等人最近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预测。此外，塞勒还记录了许多价格明显偏离基本面的案例，这些案例很难用市场有效和投资者理性来解释。谢夫林等人（Shefrin and Statman，1985）为这种效应提供了第一个经验证据，并命名为处置效应。对于马克杯和圆珠笔，接受意愿的中位数近乎支付意愿中位数的两倍。此外，阿拉德和鲁宾斯坦（2015）也认为自由主义家长制可能会对不喜欢被操纵的人产生负面影响（与实质性结果无关）。这一领域运用行为经济学知识来解释资产定价模式，而这很难与投资者理性、市场有效假说的传统观念相符。

根据看似平淡无奇的选择设计理论，缺少明智的默认选项会使养老金储蓄者做出非常不利的决策。塞勒等人（2004）设计并实施了一个能通过克服自控和其他行为偏差来提高养老储蓄的计划。

随后的圆珠笔交易试验与之类似。白宫成立了一个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团队，成立的第一年就在联邦计划中加入了十几个田野实验（Thaler，2015）。

在养老金储蓄领域的应用 早在1994年，塞勒就曾提议改变由美国雇主提供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如401（K）计划］中的默认选项。第三，一些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收益，以惩罚那些有不公平行为或者违背规则的人，即使那些不公平是针对其他人的。

计划者—实施者模型是一个早期的所谓两系统或二元模型，这在现代经济学和神经科学中已是很常见的人类行为模型。这个所谓的现状偏向最先由萨缪尔森和泽克豪泽（1998）证明。2.有限理性 本节我们讨论塞勒对有限理性决策的研究。一般来说，决定资金分配的行为主体（即独裁者）能够自由地分配这笔钱，而不是像卡尼曼他们的文章中那样必须在两种分配方案中选择。

第三，养老金计划包含自动增长：在每次工资提高时，缴费率继续增加直至达到预设的最大值。奥肯（1981）指出公平问题也会影响定价决策。

但首次在自控研究中提出双重自我模型的是塞勒和谢夫林（1981）。标准指数贴现模型意味着时间偏好一致，但难以解释很多观测到的现象，比如偏好逆转和对承诺机制的需求。

比如购买一项金融资产，便会以获得价值为参照点开设一个心理账户。在这种情况下，一价定律为公司X与公司Y的股价提供了可检测的限制条件。

如果他拒绝，那么两个人什么也得不到。为了构建有用的模型，经济学家会简化假设。尽管在随后的实证研究中，他们的横截面均值回归模型被证明是稳健的，但他们的解释仍然受到了质疑。许多人为了惩罚那些向自己提出不公平方案的人，宁愿牺牲自己的收益（什么也得不到），这被称为负互惠。

塞勒对有限认知和自控的研究影响了政策制定者。沿着相似的思路，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可以和心理学上的双加工理论比较。

塞勒（1981）首次为双曲贴现提供了经验证据。所不同的是，助推旨在增进人们基于自己判断的长期福利。

首先，个体效用并非取决于财富（或消费）水平，而是相对于一个参照点的得失。这些贡献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公平的新观点。

(责任编辑：陵水黎族自治县)